中國綠色低碳發展提上加速度。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要持續深入推進污染防治攻堅和生態系統優化,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積極穩妥推進和實現碳達峰,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對于全面綠色轉型而言,“十五五”意義重大,中國將會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

全面綠色轉型加快推進意味著什么?如何推進?

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這不僅僅是一個目標,更是一項戰略性的部署,它標志著我國發展理念實現了更深層次的躍升。

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發表視頻致辭宣布:“到2035年,中國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爭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30%以上,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爭達到36億千瓦,森林蓄積量達到240億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車成為新銷售車輛的主流,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主要高排放行業,氣候適應型社會基本建成。”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夏青向中國工業報表示,這一宣言是全面推進綠色轉型、雙碳雙控新階段的開始,是2030碳達峰之后,進入碳排放總量控制新階段第一個五年目標,中國將用這一目標倒逼降碳任務分解。

夏青認為,量化指標是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全國各地將用這一量化指標倒逼源頭減排、結構減排,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城鄉建設發展綠色轉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1月8日發布《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站在對人類文明負責的高度,基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作出碳達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五年來,中國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采取有力行動、付出艱苦努力,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取得歷史性成就。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能源研究會首席專家向海平表示:“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擘畫了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綠色低碳發展將會煥發出更加澎湃的活力。”

浙江桓能芯電科技有限公司和嘉泓先進材料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朱雪臻告訴中國工業報,“十五五”全面綠色轉型,本質是一場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高質量發展競賽。對企業而言,它不應是負擔,而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構建全新競爭優勢的戰略機遇。

北京算網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宋馳向中國工業報表示,“十五五”是我國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的沖刺期,也是碳中和進程的關鍵攻堅期。“十五五”期間,關于碳中和的部署要“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聚焦系統性變革,通過“雙控制度”(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新型能源體系”“產業結構轉型”“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四大主線,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實現碳中和奠定堅實基礎;在制度保障中強調要多維度支撐碳中和目標實現,強化技術支撐,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加大研發投入,推動技術產業化。

“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這不僅僅是一個目標,更是一項戰略性的部署,它標志著我國發展理念實現了更深層次的躍升。”浙江大學城市發展與低碳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研究員鄒永華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表示,從內涵上講,中央提出要求核心在于“全面”,即要求我們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到經濟、能源、產業、生活等所有領域。這意味著綠色轉型將繼續作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的生態文明基礎。同時,這也是建設“美麗中國”、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關鍵路徑。

“碳排放雙控”取代“能耗雙控”,就是宏觀管理從“過程指標”(能耗)轉向“結果指標”(碳排放),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穩妥推進和實現碳達峰。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

鄒永華表示,“十五五”時期,“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實現高水平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統一,這四個協同是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的行動指南。

“中國建立‘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是世界氣候治理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夏青表示,它既立足中國國情,又對標全球愿景,通過精準的管控對象、動態的階段調整、系統的制度設計以及市場與政府的協同,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了堅實保障。這一轉變不僅將深刻影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更將通過從控制相對值到控制絕對值的路徑轉變,推動中國穩步邁向全球碳中和的新時代。

鄒永華表示,“碳排放雙控”取代“能耗雙控”,就是宏觀管理從“過程指標”(能耗)轉向“結果指標”(碳排放),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其意義在于能極大地激勵清潔能源的發展。過去控能耗,地方使用任何能源都會受到限制;現在控碳排放,地方和企業可以自由使用非化石能源。

朱雪臻告訴中國工業報,“碳排放雙控”取代“能耗雙控”,鋰電企業成為這一制度變革的受益者。在“能耗雙控”政策下,企業無論使用火電還是綠電,只要能耗總量高就會面臨嚴格的限制。而“碳排放雙控”政策則為企業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它鼓勵企業通過購買和使用綠色電力、優化能源結構、改進生產工藝等方式來降低碳排放強度。這使得企業的降碳努力可以直接轉化為發展的空間,同時能有效應對歐盟《新電池法》等法規對產品碳足跡的硬性要求,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特別是歐洲市場的競爭力。因此,這一政策轉變精準地引導鋰電池企業從過去被動承受限電限產的壓力,轉向主動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來贏得發展優勢,是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激勵機制。

夏青表示,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將帶來一系列深刻變化:

更精準地推動降碳:“碳排放雙控”直接作用于溫室氣體排放,避免了“能耗雙控”可能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產生的誤傷,激勵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

更合理地保障發展空間:對于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碳排放雙控”賦予了更大的綠色發展空間。這些地區可以依托資源優勢發展相關產業,而不再過分受制于能耗總量指標。

更有效地促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制度倒逼企業通過技術革新、工藝改進和能源替代等方式降低碳排放,而不僅僅是減少能源消耗。這將驅動綠色低碳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促進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

鄒永華認為,在落實推進上,首先需要建立權威統一的碳排放核算標準,科學測算并分解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指標。其次是繼續推進全國碳市場建設,讓碳價真正發揮引導和約束作用。”

朱雪臻表示,要推進“碳排放雙控”,離不開科學準確的碳足跡核算。未來需要大力支持和推廣此類企業的碳足跡核算工作,并推動其與國際標準接軌,這樣才能使其綠色優勢順利轉化為出口優勢,突破國際綠色貿易壁壘。

建設新型新能源體系是實現“雙碳”目標、保障能源安全、推動經濟綠色轉型的核心任務。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持續提高新能源供給比重,推進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著力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建設能源強國。

《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強調,能源活動是碳排放的最主要來源,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中國立足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推進新型能源體系和新型電力系統建設,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向海平表示,近年來,我國能源供給和消費保持較快發展,能源多元供應能力持續增強,能源自給能力得到較好保障。與此同時,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深入推進,成效顯著。截至2024年,我國非化石能源裝機容量占比接近60%,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接近40%。截至2025年上半年,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2.2億千瓦,占比達到60.82%,發電量占比達到43.1%。

陳宋馳表示,建設新型新能源體系是實現“雙碳”目標、保障能源安全、推動經濟綠色轉型的核心任務。其本質是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融合儲能、智能電網、氫能等多元支撐,具備“清潔低碳、安全高效、靈活智能”特征的現代化能源系統。

“技術創新是關鍵環節。”陳宋馳進一步表示,新能源體系的建設是“技術-系統-機制-基建”的系統工程,核心是通過技術創新突破瓶頸、系統重構提升韌性、政策市場激發活力、基建支撐高效運行、全球合作拓展空間。以其多模態網絡全連接智能技術為例,通過構建“算力智能+連接智能+應用智能”連接體系,解決了能源體系“穩定性、實時性、精準性、協同性”的痛點,推動能源體系向“清潔低碳、安全高效、智能互動”轉型。

“未來的能源行業,前景非常廣闊,同時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向海平表示,面對綠色低碳發展的大勢,能源行業需要主動擁抱變革。一是能源產業鏈需要進一步優化“再造”,推動能源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二是能源治理體系要更加公平高效,包括通過市場機制、價格機制的完善,健全現代化的能源治理體系。三是推動綠色化和數智化融合發展,通過應用數智化技術,為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提供重要支撐。

鄒永華表示,建設新型能源體系,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系統性重構。

一是在供給側,重點是優化能源結構。例如,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同時,推動煤電從主力電源向基礎保障性和系統調節性電源轉變,實現煤炭和新能源的組合優化。

二是在技術側,關鍵在于技術的創新突破,如將新型儲能、氫能等前沿技術作為戰略性攻關方向、提升電網的柔性和智能化水平等。

三是在制度側,必須深化改革,如加快電力市場建設,完善碳排放交易機制,通過市場化手段引導資源要素流動。

低碳轉型需要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緊密合作,通過政策、融資與市場等多元杠桿撬動更多資金支持,我國高碳行業才能有序脫碳,實現碳中和目標。

目前來看,不論是2030年實現碳達峰,還是2035年進一步降碳減排,都需要持續發力,久久為功。

對此,夏青認為,2035目標與2030目標有較大不同,關鍵的不同點是2030目標為單位GDP降碳值,是相對值,增產同時可不限制碳排放量。2035目標為排放凈值,是絕對值,增產同時必須降碳。

“增產降碳需要依靠硬核技術。”夏青表示,未來中國綠色發展有三大立足點:

一是能源供給清潔化,需要穩定可靠與現有電網融和的新型能源系統。

二是產業結構高效化,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是資源利用最優化,需要全社會范圍精細化管理實現資源節約與提高效率。

而這三個立足點都需要依靠硬核技術直接提升效率、開辟降碳途徑、實現系統協同。

“技術創新是核心驅動力。”朱雪臻表示,從其公司的實踐來看,其構建的“材料-制造-回收”技術閉環,有利于解決制造環節的污染,以及傳統回收的高污染、高能耗難題。朱雪臻說:“綠色金融與市場機制需精準賦能。”綠色金融政策能夠精準識別并支持擁有硬核科技的企業;同時,擴大全國碳市場、完善綠色電力交易,都能讓低碳屬性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此外,產業鏈協同與集群發展是加速器。綠色轉型絕非單個企業的戰斗,而是需要打造綠色的產業集群和生態。

此前,國際能源署(IEA)指出:“沒有數字化,就沒有碳中和”。

對此,陳宋馳認為,數字化技術通過數據驅動、智能優化和資源高效配置,正在成為全球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核心推動力。要大力推進能源、工業、交通、建筑、生態及碳管理等多個領域數字化應用水平提升。

一是利用數字化重構能源系統的運行邏輯,推動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與化石能源替代,降低能源領域碳排放。

二是利用數字化推動工業與制造業全流程精準減排。

三是利用數字化賦能建筑與交通行業智能化降低運行排放。

四是強化碳排放監測與精準管控,實現碳管理從核算到交易的數字化賦能。

“數字化是碳中和的‘倍增器’。”陳宋馳表示,數字化通過數據透明化、決策智能化、資源協同化,將碳中和從“被動減排”轉向“主動優化”,在能源、工業、建筑、交通等領域釋放巨大減排潛力。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測算,數字化可使全球2050年碳排放較基準情景減少15-30%,是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關鍵支撐技術。未來,隨著6G、AI、量子計算、元宇宙等技術的融合,數字化對碳中和的推動將進一步深化。

鄒永華表示,推進“雙碳”進程是全面綠色轉型的總牽引,發力點主要集中在四大關鍵領域:

第一,制度體系的變革。要同步建立地方碳考核、行業碳管控、產品碳足跡等制度,構建全社會綠色轉型的激勵約束機制。

第二,能源結構的綠色低碳轉型。要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確保新增用電需求主要由清潔能源滿足。

第三,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必須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化、智能化改造,形成新的綠色生產力。

第四,生產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要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廣綠色消費,加大綠色低碳技術的應用。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十五五”時期,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提升資金使用效能。加快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可以通過財政補貼、專項債支持等,加大對新能源、節能環保、碳匯項目的投入,助力“雙碳”目標落地。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及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學術主任邱慈觀向中國工業報表示,我國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過程中,以合適融資工具提供資金支持至關重要,目前亟待完善。

為此,邱慈觀建議:首先,建議政府加速完善氣候政策,明確全國統一的轉型金融界定標準,制定激勵約束機制,以推動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其次,建議高碳企業加強轉型規劃能力,提高對脫碳技術的開發、理解和應用能力。再次,建議金融機構加強其轉型金融能力建設,構建高碳行業脫碳融資評估體系,并豐富轉型融資工具箱內容。

“低碳轉型需要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緊密合作,通過政策、融資與市場等多元杠桿撬動更多資金支持,我國高碳行業才能有序脫碳,實現碳中和目標。”邱慈觀說。

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意味著什么?

■  中國工業報  劉德炳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這無疑是一項創舉,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此,中國工業報專訪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夏青。他表示,這種轉變具有深遠的全球意義,我們將迎接碳排放強度從相對值控制到絕對值控制,與世界接軌的新時代。

中國工業報: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有何意義?

夏青:中國建立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具有深遠的全球意義:

一是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碳排放國,其減排進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碳排放雙控制度通過強度與總量控制的結合,為發展中國家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綠色轉型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

二是推動全球零碳經濟競爭新格局:中國的轉型將重塑全球綠色產業競爭格局。通過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和培育新質生產力,中國有望在全球零碳技術、裝備制造等領域形成競爭優勢。

三是增強全球氣候行動信心:中國承諾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展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決心。其制度實踐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參考,增強了全球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信心。

中國工業報:中國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有哪些亮點?

“中國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在設計和執行上有多項創新。”夏青表示,一是控制對象的根本轉變:從控制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能耗雙控)轉向控制碳排放總量和強度(碳排放雙控)。這意味著非化石能源的消費將不再受到限制,從而更加精準地聚焦于化石能源消費的管控,為可再生能源發展釋放了空間。

二是階段化、差異化的動態調整機制:制度設計了清晰的三個階段,并采用動態調整的控制策略。2025年前:重點夯實統計核算基礎,完善碳排放計量、監測和能力建設,為全面實施奠定基礎。2026年至2030年:以強度控制為主、總量控制為輔,確保碳達峰目標實現。2030年后:轉向以總量控制為主、強度控制為輔,推動碳排放總量穩中有降。這種設計充分考慮了中國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和需求。

三是多層級、全覆蓋的制度體系:構建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完整政策框架。國家與地方層面:將碳排放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地方碳排放目標評價考核制度和碳排放預算管理制度。行業與企業層面:探索重點行業碳排放預警機制,健全重點用能和碳排放單位管理制度。項目與產品層面:開展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碳排放評價,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和碳標識認證制度。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協同:在強化政府目標分解和考核的同時,注重發揮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和綠證交易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推動減排成本效益最優化。

中國工業報: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意味著什么?

夏青:我們將迎接碳排放強度從相對值控制到絕對值控制,與世界接軌的新時代。

相對值控制(強度控制)是現階段國情下的務實選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過程中,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總量在一定時期內可能仍會合理增長。強度控制允許在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降低碳排放增速,是實現碳排放總量最終達峰并下降的必經之路。

絕對值控制(總量控制)是最終目標和發展方向:中國將在碳達峰后實施以總量控制和強度控制雙控制的制度。這意味著一旦碳排放進入平臺期并開始下降,總量控制的剛性約束將愈發凸顯,這與發達國家碳達峰后的管控模式是相接軌的。

從相對值控制過渡到絕對值控制,表明中國的氣候治理理念和實踐正在與全球“碳預算”思維和絕對量減排的全球碳中和目標深度接軌。這將使中國的減排行動和目標更加透明、可衡量、可比較,有助于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構建互信,也為中國在國際碳定價規則對話中贏得了更多主動權和話語權。

來源：中國工業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