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代表提出有關城市化、生態城市、城鎮化的問題，對城市良好居住環境的迫切需求不僅僅是城市執政者和兩會代表關注的焦點問題。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以生態城市作為發展方向和目標，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生態城市發展路徑。

我國低碳生態領域尚未建立權威性指標體系

自2010年7月，中國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生態城”的概念，“生態城”這個詞匯成了不少地名的后綴，從流傳出的一份有關全國各地興建“生態城”投資的預算“賬單”上清晰地顯現出了“熱度”：2018年前馬鞍山將投資790.48億建設生態市，山東聊城則是315.65億，還有深圳的780億、寧波的500億……中國的城市，多數都已經準備好為“生態城”的綠色理想埋單。

然而據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分析，盡管當前我國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名目眾多，出現了諸如“低碳生態城市”，“綠色低碳生態城市”“生態宜居城市”等至少40種以上的名稱，但每個地區都在給自己的低碳建設劃定標準。在我國整體的低碳生態領域尚未建立權威性、導向性的指標體系。相關配套法規政策體系建設也不完善，正因如此，各地紛紛制定了獨立的指標體系，導致標準參差不齊。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不客氣地指出：“目前我國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我國不僅沒有一座城市有過可以量化的減排歷史，還出現了諸多低碳生態城建設中的亂象。”

此外，生態城市建設是需要統籌協調的系統工程。專家指出，當前城市生態建設存在“開會一起坐，行動各自干”的散亂局g，部分城市的規劃部門各自為戰，缺乏統籌協調，甚至出現了少數部門業績越出色，生態大系統破壞越嚴重的現象。因此需要各部門協同作戰，制定科學的統一規劃，指揮統一的行動。

在“兩會”上，同樣有代表委員在指出生態城市目前面臨的挑戰，全國政協委員王玉鎖明確提出，對生態城市內涵的認識狹窄、生態城市的規劃仍各自為陣、建設機制落后是當前的三大突出問題。

如今，在生態城市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引導生態城市健康發展，激發市場活力，推進生態城市建設的速度，成s目前亟需解決的焦點所在。

政府引導生態城市建設

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2014年的重點工作之一是要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以霧霾頻發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為重點，以PM2.5和PM10治理為突破口，抓住產業結構、能源效率、尾氣排放和揚塵等關鍵環節，健全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新機制，實施區域聯防聯控，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同時指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不僅表示出我國政府對治理城市環境的重視程度，更加為生態城市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看出，未來幾年將是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高發時期，需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城市建設標準，科學建設生態城市。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城市管理研究基地研究院馮剛認為，中國需要梯度型生態城市標準。他說，從全球看，在綠色建筑、生態城市發展道路上，政府起著主導作用。德國弗萊堡號稱全世界的生態城的樣板，當地的政府制定了相應的-態政策。而目前中國不能完全按照歐洲的生態城市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城市。一方面我們要順應國際潮流，但同時，我們需要制定符合中國特色的梯度標準。

在“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王玉鎖在提案中提出了“緊制定生態城市標準，科學引導生態城市建設”他建議：首先要將資源轉化率作為強制性約束指標，持續提升城市資源利用效率;其次可以將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氣體能源的最大化利用i為長遠發展目標，不斷優化能源結構，從源頭減少“三廢”排放;第三要對城市廢棄物設定減量化的階梯型發展目標，強化后期治理的資源化再生利用水平。

此外，生態城市建設還需系統規劃、協同發展-正如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際生態城市建設理事會副主席王如松所言，生態城市的社會轉型，急需推進決策方式從線性思維向系統思維，能力建設從個體經濟人向群體生態人的社會轉型。城市必須將城市能源、水務、交通、工業等諸多方面統籌考慮，才能避免-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否則，眾多主體各守己利，解決了交通問題，可能又會給帶來水務、綠化等問題。

而當務之急，則是盡快完善我國城市規劃的相關法律條例，打通城市各公共基礎設施規劃，建立統籌的生態城市建設規劃。只有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機制，生態城市的建設之路才能更加通暢。各類市場主體的進入將為生態城市的建設帶來雄厚的資金、技術、思路等優勢，使生態城市的建設速度加快。